特殊的生日

时间:2019-07-02 09:48:18 来源: 浏览:1030 次

我叫宋文彬,1932年7月出生在淮滨县赵集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,1952年1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自参加工作以来,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安战线为党工作(1992年被评为一级警督),1993年正式离休,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。

1949年初,息县解放了,当时我只有17岁,读过几年小学,于是就和村里几个读过书的小伙伴聚在一起商量要去参加革命,当共产党的兵。

经过几番打听,得知息县工农干部培训班正在招收学员,我便和几个伙伴前去报名。同去的小伙伴们都顺利报上了名,我却因为年龄小、个头矮而被拒之门外。眼睁睁地看着同去的小伙伴分了班,进了教室,我当时傻了眼。但我没有气馁,铁了心要参加革命,就赖在培训班,宁死也不回。白天,别人到教室上课,我就站在教室窗外旁听,开饭时,我就去食堂蹭饭;夜里,没地方睡觉,我就蹭在別人床边勉强睡一会。几天过去了,时任培训班班主任的倪静兰老师被我那股执拗的劲头所感动,终于同意我入班学习。7月份,培训班结业,我被分配到了息县公安局。刚入职时,别的小伙伴发的都是军装,我发的是便装,于是我就找领导询问,领导说是工作需要,于是我也不再多问了。

1950年初,为破获一起土匪抢粮的案子,组织上决定让我“入狱卧底”探听消息。为把这场戏演得真实,在公捕大会上,宣布我为“盗窃分子”被公开逮捕,与几个抢粮的罪犯关在一个牢里。在“狱”中,我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,想方设法与该团伙人员交流、沟通,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,为破获抢粮大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出狱后不久,我被息县公安局以“贪污、盗窃公物”为名“开除公职、遣送回家”。实际情况是因工作需要,我被组织上秘密调到潢川公署公安处任便衣侦察员。为掩人耳目,被“开除公职”的我背着铺盖卷回到老家,年迈的老父亲见我沦落成了一个罪犯,潸然泪下。看着流泪的父亲,我心里十分难受,强忍内心痛苦也不敢讲出实情。

1950年12月,潢川公安处安排我和姜学宽(化名王子建)、闫聚江(化名朱振江)三人成立“三人隐蔽小组”,到乌龙集、三河尖一带开展隐蔽斗争工作。我们三人经常化装成货郎、小商贩,游村串巷,侦察、了解当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活动情况。在我们三人小组的共同努力下,最终查清一名曾任国民党河南省郾城县县大队大队长赵XX的种种恶行和隐匿行踪,并将其成功抓获。

我一生中历经多个工作岗位,每个岗位都离不开组织上的安排和革命工作的需要,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培养。

因为从小家境贫寒,我母亲在我八岁时就抱病而去,父亲靠给一家酒坊打短工,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勉强度日。家里的老人们只知道我出生在夏季,但都不记得我的具体出生日期。所以,在参加工作填写履历表时,我就把自己的出生日期填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——7月1日,以此表达对党的热爱、忠诚和永远的感激之情。

追忆特殊的岁月,我心潮澎湃,十分感慨。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斗争建立了新中国,并领导人民逐渐富裕起来;现在,在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,我们的国家逐渐发展和强大起来,我们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,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。

我时常告诫子女:要听党的话,跟党走,爱党、爱国、爱家;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,踏踏实实做人,勤勤恳恳做事,大公无私,廉洁自律;要尊老爱幼,善待别人,与同事、邻里、家人和睦相处;要有良好的心态,为人低调、谦逊,不追名逐利;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不畏生死、不惧艰难、不计较个人荣辱、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和精神,积极工作,为党和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
    (作者系淮滨县公安局离休干部)

(责任编辑:王沛森)